在歐洲訪問期間，法國高等美術學院（ENSBA）的國際學術主任維若妮卡蓋兒表示：「我們學院的教師七成以上是來自法國以外的地區，我們希望藉由高度異文化的師生組合，能持續擦出不同於傳統的火花。說到傳統法蘭西，我們有太陽王路易十四的輝煌，有拿破崙時期的鼎盛，有印象派畫作的風騷等，但那是既有的歷史、是過去，現在我們關注的是未來獨領風華的法蘭西文化是什麼！」 直到冷戰結束前，許多國家總是以一種擬似「貨櫃」的概念（借用德國社會學者尤瑞貝克的詞彙），來具象化的驗證自身。也就是，國家被類比為貨櫃，其長寬是以領土為基礎，高則是發展時序，三者相乘後界定出一個「容積」，然後再動員國家機器（教育、媒體、社團組織等）為它充塞一套集體的認定：這是祖先打拚的地方，未來我們安身的園地。而文化則被選擇性的標榜出來作為這套國族認定的表徵，以用來區分了我國與它國，並凝聚了休戚與共的共識，作為開創國家財富的動能。而其擴充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式的征戰掠奪。
如今冷戰早已結束，在 WTO 的規範下，全球已成為一座競技場。國與國間自然與人為的藩籬漸次消弭，人員與物資的流動加劇，而國家財富的累積已很難再訴諸船堅炮利（美國除外），取而代之的是自然資源、生產製造、技術服務、創新知識的效益組合與貿易競爭。文化亦從國族殿堂中挪移到經濟領域，成為一項突創國家財富最前瞻的產業。這種情境，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只是競爭形式的轉換（由掠奪式的殖民到經濟文化的後殖民），但就內部資源短缺，地狹人稠的台灣而言，則是一種新運作範式的嚴峻挑戰。
因應這個挑戰，需要的是，國家內部必須具備高度的集體認定，並且能將這股認定轉化為國際經略的能量，就像人口與地理環境均不如台灣的荷蘭。荷蘭很少為過去幾百年來內部族裔、語言、宗教等引發的仇恨而爭吵不休，它一致的信念：與大海爭地求共存，與列強爭利求國富。反觀我們則不一樣，整天把自己鎖在「貨櫃」裡，每到選舉就高唱悲情，做貨櫃內（正港台灣／本土原生）與非貨櫃內（非本土生／中國外來）的清算；選舉過後就高呼和解，然後下一回選舉就再來一次清櫃，周而復始，內耗不斷。
同樣是強鄰環視，幾百年來飽受欺凌的比利時，在訪問它位於安特衛普的服裝設計學院（FFI）時，學務主任瑪西亞倒有一番耐人尋味的說詞：「比利時有一段坎坷的歷史，這也造就了我們的開放性。這裡從來就是各式文化匯聚的場所，我們的學生也來自世界各地，我們也要他們到各個種族文化中去搜尋色彩、顏料、織品、圖飾等，作為創作的素材。... 至於說創作出來成品的文化歸屬，在比利時做的，自然就屬於比利時的嘍！」這是一套完全不同於台灣島國悲情式的文化觀點，卻也是台灣未來最需要的文化思惟。
台灣的未來在國家貨櫃外的國際競技場，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實。但人類歷史上，還未曾出現過一個天然資源短缺、內部紛爭又不斷的國家，而能成為世界上強盛文化輸出要角的。我們是不是在撫平過往族群創痛之餘，更應全力的思索台灣未來的財富與文化形貌該如何。我們要有一套「急轉彎的」思惟，把未來的開創看成是一樁很刺激、很爽的事，勇於打開國家貨櫃的框限，鼓勵人員雲遊走動，吸納四面八方的精髓，幻化為美學產品，既做文化的輸出，又賺取外匯，豐富國家貨櫃的實質。如此，回過頭來，過往的悲情與政治死結才能獲得真正的寬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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